李簡，里貫未詳。《學易記·原序》：“壬寅春三月，予自泰山之萊蕪，挈家遷東平。……己未歲承乏倅泰安，山城事少，遂取向之所集學易記觀之，重加去取焉……它日必有能辨之者。中統建元庚申秋七月望日信都李簡序。”

　　“中統建元”乃忽必烈改元1260年，前之“壬寅”為蒙古乃馬真后元年(1242)。完顏氏金朝亡于1234年，其時山東已在蒙古統治之下。據“之萊蕪挈家遷東平”語考之，李簡似為山東萊蕪人。又“己未”(1259年)當蒙古憲宗蒙哥執政末年，而清代四庫館臣謂“己未為延佑六年，蓋仁宗時人也”，將李簡退后六十年，本誤。

　　《學易記》九卷，采《子夏易傳》逮劉肅易學著作凡六十四家之說，仿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和房蕃權《周易義海》之例而成一書。其中卷首“學易記圖說”本劉牧《易數鉤隱圖》、《道藏.周易圖》和朱熹《易學啟蒙》、《周易本義》之圖列有本圖或衍圖。有九數《河圖》、十數《洛書》等多幅易圖。曰：“朱文公曰，近世說易者，于象數全然闊略，其不然者，又太拘滯支離，不可究詰……文公此說甚愜愚意，然仆所取之圖，則亦不能盡同也。”

　　李簡的《先天則河圖》(見下圖)，是一幅與前人不同之圖。

　　朱熹本邵雍“乾坤縱而六子橫”說所出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圖，是“天地定位”的乾南坤北，東南方之兌與西北方之艮相對為“山澤通氣”，東方之離與西方之坎相對為“水火不相射”，東北方之震與西南方之巽相對為“雷風相薄”。而李簡則就圖而曰：“先天乾一位在南方，兌二位在東南，離三位在東方，震四位在東北，巽五位在北方，坎六位在西北，艮七位在西方，坤八位在西南。《系辭》自‘天地定位’至‘坤以藏之’，明先天也。”

　　李簡此圖所配八卦數與朱熹相同，然而由于變更了巽、坎、艮、坤四卦的方位，李簡圖數為一○形，就與朱熹圖數為∽形不同。

　　《學易記》又列《后天則洛書》圖，曰：“后天八卦出于洛書，以震代離，蓋取木之生數也，故‘萬物出乎震’，東方又有木之成數，故巽得次震而代兌也，以離代乾，火之成數七也，以兌代艮、以乾代坎，取四、九金生成數也，以坎代巽者，水生成之數在北也，以艮代震，取土生成之數，位乎東北，終始萬物也。六子從乾變易方所，獨坤居西南不動者，亦陽動陰靜之意也。”還列有《易有太極圖》（為采《道藏·周易圖》之《太極圖》，即楊甲所謂的“舊有此圖”）、《伏羲八卦圖次序圖》（為采朱熹《伏羲八卦次序》黑白塊圖），圖說：“其法一而二，二而四，四而八。其敘乾一、兌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。首乾尾坤，以陰陽先后為數也。”）、《重卦圖》（為將朱熹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黑白塊圖分為八宮之衍圖）、《洪紫微邁六十四卦生自兩儀圖》（圖說：“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，亦皆首尾相錯。夬與復相錯，睽與革相錯，其余相次至于謙、剝，皆相錯。又非只此也，乾與坤相伏故相對，夬于剝相伏又相對，其余相次至于復、姤，悉皆兩兩相伏。陽根與陰，陰根于陽，陰陽之精，互藏其宅。洪紫微此圖，其自然之理蓋出于伏羲八卦次序圖，因而重之而為六十四也。此圖傳世始于洪邁邪？其亦有所受也邪？是因見堯夫乾南坤北之先天，遂更而為此圖邪？）、《六十四卦方圖》（此圖本前《先天則河圖》之八卦方位，又“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”，用以說“相錯”與“相伏相對”之意。

　　李簡所出衍化易圖，有其本身的特點，即其所謂的八卦“先天卦位”是本朱熹的《伏羲八卦次序》小橫圖直接首尾相連圍成圓圖，所調的六十四卦“先天方位”亦是本朱熹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大橫圖直接首尾相連圍成圓圖，而不是中分‘‘拗轉’’后圍成大小二圓圖。他又把邵雍《先天圖》中的六十四卦方圖“取出放外”，謂“六十四卦方圖蓋因推廣河圖而得之也”。李簡如此作為，皆是本朱熹之說而來。朱熹有“先天圖曲折”、“方圖則一向皆逆，若以圓圖看，又只一半逆，不知如何”、“圓圖自有些子造作模樣，如方圖只是據現在底畫便是，就這中間拗作兩截，恁地轉來底是奇，恁地轉去底是偶，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”等說(見《文公易說》)，又曰：“若論他太極，中間虛者便是，他亦自說圖從中起。今不合被

　　橫圖在中間塞卻，待取出放外。”(見《朱子語類》卷六十五)。時至元初，李簡完成了朱熹未竟的事業。特別是“拿出放外”的六十四卦方圖，由李簡從“河圖”中找到了出圖的“根據”。這一六十四卦方圖是絕無僅有的，雖稱為“六十四卦方圖”，但其中卻寓有八卦圓圖，

　　與邵雍《先天圖》中的六十四卦方圖不同。

　　李簡《學易記》集有六十四家之說。今天，其中許多家之原本著述已不可見，能得賴于《易圖說》而了解這些家原說的本義，應該說這是李簡的功勞。其“學易記圖說”歸納劉牧、邵雍、朱熹之說，又有取于漢代易學家京房的飛伏說，從而演繹出有自己獨立見解的易圖和圖說，由此可見其獨立思考的學風。他不取《周子太極圖》，而采出于《道藏》的《太極圖》和洪邁《六十四卦生自兩儀圖》，可見其主朱熹“子在母外”以圖中虛處為太極的觀點。

　　李簡生活于金、元相接的歷史時期里，從其所引江南鄭東卿、袁樞、朱熹、張栻、楊萬里、王宗傳、真德秀、魏了翁、鄭汝諧等諸家之說來看，當金、宋和談相安之際，大江兩岸還是有文化交流的。李簡的易圖大體上是宋代易圖（特別是朱熹的易圖）的繼承和演變，只是他的演變并不新奇，又有后來朱熹易學立于學官的形勢的限制，所以對后世的易圖學發展并沒有產生大的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