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錫玙，字確軒，山西介休人。雍正二年（1724）舉人，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以薦舉經學，受國子監(jiān)司業(yè)，十七年直上書房，累遷少詹事。易學著作有《易經揆一》十四卷附《易學啟蒙補》二卷。

　　《易經揆一》及所附《易學啟蒙》是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梁錫玙應經學之選進呈御覽之書。其敘增補朱熹《易學啟蒙》之旨曰：“觀取畫卦非一，而則圖為尤著，……邵子傳自希夷而朱子表章之，乃或疑而未信，或改易圖書。夫河出圖、洛出書，系辭言之，何疑之有？”又謂“先后天為卦之關鍵”。《易學啟蒙補》卷一，“本圖書第一”列圓形《河圖》（“邵子曰：圓者河圖之數。《啟蒙》河圖方，今遵邵子之意更定為圓”）、方形《洛書》（“邵子曰：方者洛書之文”）。“原卦畫第二”列《易有太極》（一○之圖）、《是生兩儀》、《兩儀生四象》、《四象生八卦》，又有“圓圖之八蕩為十六”、“圓圖之十六蕩為三十二”、“圓圖之三十二蕩為六十四”之圖。此皆為更定朱熹“六橫圖”為圓圖之圖。又有“附互體”之圖（采吳澄《易纂言外翼》之圓圖）。“增闡卦蘊第三”，列“先天八卦”、“后天八卦”、“先天變后天”、“序卦”、“雜卦”諸圖。“增立易教第四”，摘《系辭》之文九節(jié)而論之，如謂“仰觀俯察”一節(jié)為“此言作易之由也”。“明蓍策第五”列“大衍之數圖”及揲蓍諸圖。“考變占第六”述“七占”之法，僅取朱熹三十二圖之一，而又變畫之。卷下，“河圖序義”、“洛書序義”、“連山遺義”、“歸藏遺義”。曰：“天不愛道，圖書并出，圣人有作，三易垂文，尚矣。禹則書序疇，箕子衍之，而先儒闡其義幾備。第書數與圖數，其所以異同之故猶未明也。至連山、歸藏，其書既軼，元儒朱元升作三易備遺，其約八卦為六，非周易要義。況易歷四圣，何容贅乎？連山乃用先天卦，而艮居西北，與首艮建寅之義無與。歸藏以六甲配卦而納音出焉，為律呂之始，其理粹然至正，其數不假安排，洵足備歸藏之遺。但朱氏所論，雖大醇而未免下疵也。圖書同源而異流，三易異用而同歸。歸藏以納音而得，連山亦可以納甲而求，而周易之先后甲庚，其可見之緒也。”其序河洛圖書之大旨，謂“河出圖，羲、文因而作易”、“洛出書，禹、箕因而作范”，“連山遺義”曰：“連山者，神農本后天圓圖而作，夏后氏因以建寅也”，“歸藏遺義”曰：“歸藏者，黃帝本先天方圖而作，商人因以建丑也”、“歸藏卦本先天，而干枝納音必用后天”。此等之論皆穿鑿不根，人謂其“實不啻狗尾續(xù)貂”，可謂中的。

　　朱熹因見“其涉于象數者，又皆牽合附會”而著《易學啟蒙》之“小書”，而欲使初學“毋疑于其說”。此后，胡方平、胡一桂、韓邦奇等，皆著書以發(fā)明之，或為之“通釋”，或為之“翼傳”，或為之“意見”，然皆不敢于《易學啟蒙》正文有所增補與點竄。至清梁錫玙則不正視康熙時《御纂周易折中》中已照錄《易學啟蒙》全文之事實，而以所謂《易學啟蒙補》之書進呈乾隆皇帝御覽。元、明、清三代均以朱熹之易學著作立于學官，無一定學識者豈敢以點竄補苴朱熹《易學啟蒙》之書上進朝廷？今觀梁氏是書增補內容實不見其有過人之學識，然其仍不汗顏而將是書上進之，則其“膽量”令人為之“欽佩”。想來是書不得著錄入《四庫全書》甚至于不采入存目，其原因蓋在于此。

　　在易圖學發(fā)展史上，梁錫玙《易學啟蒙補》將延續(xù)五百多年之朱熹“六橫圖”改畫作六圓圖，可謂是一創(chuàng)造。又本邵雍《觀物外篇》“蓋圓者河圖之數，方者洛書之文，故羲、文因之而造易，禹、箕敘之而作范也”之說，而改十數《河圖》為圓形，則可見其拉邵雍大旗欲以動搖朱熹權威地位之心。此種狀況，當與當時之學術趨勢有關。前有毛奇齡著《河圖洛書原舛篇》、胡渭著《易圖明辨》，皆從根本上否定了朱熹河洛圖書，而至梁錫玙則大膽點竄補苴朱熹《易學啟蒙》，不但增其二篇，又補入“河圖序義”、“洛書序義”、“連山遺義”、“歸藏遺義”四篇，盡管所補內容多牽合附會（明顯有悖于朱熹著《易學啟蒙》之宗旨），然朱熹之《易學啟蒙》又何嘗不是“牽合附會”？梁氏不自揆其陋，而敢斗膽補苴立于學官之《易學啟蒙》，則亦足見時至清乾隆朝，朱熹易學之權威地位有所動搖。（雖研習易學當象數與義理兼顧，然所謂之黑白點“河出圖，洛出書”實不可取。朱熹易置劉牧圖書而采入《易學啟蒙》，其牽合附會之處亦自可見。）